另外一個主題「工作坊間」是藝術創作者陪伴貧窮者以文字以外的方式，如繪畫，去呈現他們的過去、背景與環境等。

根據台鐵新訂定的「列車出庫機車車輛異常影響程度分級處理」，列了近40種列車出庫時若出現的異常情形及處置，若處置仍無法排除就要更換機車或編組。ATP月平均故障件數，也從原先51件降為目前41件，減少約20%，顯示過去一年的相關改善措施與作為已逐步有成效。

台鐵局副局長馮輝昇說，台鐵要重拾民眾對台鐵的信心，一定要自我反省檢視，精進改善，把安全做到最好，現在列車從出庫到行駛，採取層層把關。其中主風泵故障2件，與煞車異常有關4件中，4件是軔機不鬆軔，其他還包括：變流器故障、電瓶電壓不足、電動馬達故障等。不過運安會和民間的鐵道學會都認為，台鐵安全管理跨出一步，但改革目前仍停在「表格數字」易流於形式，需在觀念上落實改革。根據新的列車出庫作業標準，普悠瑪事故後到現在，有列車出庫發現異常而強制換車共有14件。台鐵統計，總體檢報告144項改善建議，有126項已擬妥行動計畫，並有具體目標及成果，優先改善事項33項已完成16項。

台鐵也坦言，體檢報告要求每一列次列車的TCMS資料應下載分析，現在還做不到。台鐵表示，將持續強化車輛、號誌、軌道等維修措施，並規劃老舊設備更新，進一步提升設備可靠度，降低事故發生率。文：生井英考【「戰略轟炸」與原子彈】使用原子彈的官方說法有句老話說：歷史沒有「假如」這回事。

因為他意識到，擁有原子彈的武力，將對戰後的國際關係帶來重大影響，特別是在與蘇聯的交涉上將可獲得巨大利益。在門羅．麥克洛斯基（Monro MacCloskey）於一九六七年所著、被空軍軍官學校當成教科書的《美利堅合眾國空軍》（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中，也敘述到：「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具有重大威力的核子武器，以及蘇聯的參戰，使得持續的空中攻擊到底對贏得勝利帶來多少貢獻，變得難以分明。總而言之，當杜魯門（Harry S. Truman）在小羅斯福過世後接任美國總統，此時在他身邊的重要軍方幹部，就算有程度上的差別，但普遍都對使用原子彈採取保留的態度。杜魯門曾在日後表示，如果直接對日本本土展開登陸作戰，恐怕會造成五十萬名美國士兵犧牲，並以「為了盡早結束大戰，除了使用原子彈，別無其他手段」的說法來開脫。

決意投下原子彈的人，是政治手段還不為人知的杜魯門。這個說法在一般人聽來很奇妙，但卻清楚呈現了軍人的想法。

再者，自擔任陸海軍聯合委員會參謀長會議主席（即現在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海軍艦隊司令官威廉．李海（William D. Leahy）以降，到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海軍參謀長恩斯特．J．金恩（Ernest J. King）、陸軍航空軍司令官亨利．「哈普」．哈雷．阿諾德、盟軍歐洲戰區司令官德懷特．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乃至於與眾將領格格不入的太平洋戰區司令官麥克阿瑟，都持反對立場，認為沒有必要在實戰中使用破壞力超乎想像的原子彈。轟炸的思想、使用原子彈的想法軍人的思考邏輯，往往有別於一般平民據說杜魯門在波茨坦會議中的態度會在一夜之間轉為強硬，正是因為得知原子彈的完成。東京大轟炸一夜造成八萬人死亡，而原子彈爆炸後在四個月內的死者人數，廣島合計達十四萬人，長崎八萬人。

根據阿諾德的說法，「就現實問題而言，日本甚至連自己國內的制空權都已保不住，根本不可能與我們相互較量，對我們的轟炸也不能有效反擊，更無法阻止自己國家的都市和產業遭到破壞。書中雖認為「戰略轟炸」的原點，是日本陸海軍在日中戰爭中對重慶的轟炸，但也提到即便是破壞規模不同，美軍在長崎和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思想本質，「與格爾尼卡轟炸和重慶轟炸並沒有任何改變」。但對於懂得判讀戰局的軍人來說，很清楚知道，所謂「五十萬美國士兵犧牲」這個數字根本就不可信。是原子彈導致日本敗北嗎？因此，比起結束大戰，投下原子彈一事更像是為戰後劃下了起點。

因為在一般理解中，總會從平民被大量殺害的觀點，將發生在東京、名古屋、大阪、神戶、福岡、北九州、岡山等地波及日本全土的空襲（「戰略轟炸」），和投下原子彈一事相提並論，認為二者都是「美軍對日本進行焦土戰」的一環。決意投下原子彈的人，是政治手段還不為人知的杜魯門。

」阿諾德會這麼說，正是因為美國航空軍早已徹底剝奪日本的抵抗能力。杜魯門曾在日後表示，如果直接對日本本土展開登陸作戰，恐怕會造成五十萬名美國士兵犧牲，並以「為了盡早結束大戰，除了使用原子彈，別無其他手段」的說法來開脫。

對於日本人來說，這種扞格不入的感覺應該會更強烈。轟炸的思想、使用原子彈的想法軍人的思考邏輯，往往有別於一般平民。畢竟，原子彈技術發展到能夠投入實戰使用，是在德國投降之後，此時美國已能從容地將所有戰力挪向太平洋戰區，也作好迎向「戰後」的準備。在數量上對二者進行比較，其實也沒有任何意義。這個說法在一般人聽來很奇妙，但卻清楚呈現了軍人的想法。然而，總會有某些歷史時刻讓人莫名想用「假如」來猜想另一種可能。

結果，這無異給了日軍和日本政府推託之詞，辯稱他們並非敗於美軍，而是敗在原子彈之下，也就是給了他們所謂的「脫困之道」。在門羅．麥克洛斯基（Monro MacCloskey）於一九六七年所著、被空軍軍官學校當成教科書的《美利堅合眾國空軍》（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中，也敘述到：「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具有重大威力的核子武器，以及蘇聯的參戰，使得持續的空中攻擊到底對贏得勝利帶來多少貢獻，變得難以分明。

特別是空軍——正確說法是陸軍航空軍，在這方面的傾向更是強烈。總而言之，當杜魯門（Harry S. Truman）在小羅斯福過世後接任美國總統，此時在他身邊的重要軍方幹部，就算有程度上的差別，但普遍都對使用原子彈採取保留的態度。

」雖然投擲原子彈的任務確實是由航空軍的轟炸機來擔任，但工作內容本身其實不過就是負責運輸核子武器，而非基於航空軍獨有戰略來展開的「持續性軍事行動」（campaign）。根據前田的看法，原子彈的投擲，是「與航空器的登場同時誕生，並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淬煉而成，自空中展開大規模殺戮思想的實踐」，是將多數平民捲入無差別戰爭的「頂點」，但「並非單一現象」——換句話說，投擲原子彈堪稱是「『戰略轟炸』思想的『集負面之大成』」。

儘管如此，卻僅因為丟下一顆原子彈，反而無法清楚證明美國在一般兵力上的優勢，並且招來誤解，彷彿決定雙方戰力優劣的關鍵，就是在於核子武器的擁有與否。文：生井英考【「戰略轟炸」與原子彈】使用原子彈的官方說法有句老話說：歷史沒有「假如」這回事。因為他意識到，擁有原子彈的武力，將對戰後的國際關係帶來重大影響，特別是在與蘇聯的交涉上將可獲得巨大利益。換句話說，投下原子彈一事，反倒讓人對航空軍在歐洲和日本所累積的「戰略轟炸」成果，產生了保留態度。

對於轟炸方而言也是如此，如果考慮到兩項作戰行動都是由比利．米契爾的愛徒——卡爾．斯帕茨（Carl Spaatz）中將指揮，由麾下的陸軍駐太平洋戰略空軍執行的話，將二者分開思考更不具意義。再者，自擔任陸海軍聯合委員會參謀長會議主席（即現在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海軍艦隊司令官威廉．李海（William D. Leahy）以降，到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海軍參謀長恩斯特．J．金恩（Ernest J. King）、陸軍航空軍司令官亨利．「哈普」．哈雷．阿諾德、盟軍歐洲戰區司令官德懷特．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乃至於與眾將領格格不入的太平洋戰區司令官麥克阿瑟，都持反對立場，認為沒有必要在實戰中使用破壞力超乎想像的原子彈。

因此，根據麥克洛斯基的記載，航空軍總司令官阿諾德中將認為，投下原子彈就像是為日本政府提供了「脫困之道」（way out）。確實，對於被轟炸的一方來說，無論是「戰略轟炸」或遭遇原子彈空襲，在平民大量死亡這一點，二者並無區別

PSA指數異常門檻拉低後，接受篩檢的男性就會增加，導致許多人確診攝護腺癌。洛爾先生立即針對篩檢的時間與方式，請教了卡達隆那醫生的意見。

當然，研究人員在PSA指數大於4的組別較可能發現癌細胞──將近30％罹患攝護腺癌。但他強烈認為，所有超過40歲的男性都應該接受PSA篩檢，而且即使是多數醫生眼中的極低異常門檻（只要指數呈上升趨勢，2.5也需要接受篩檢），仍然應該進行切片檢查。訪談後就是另一回事了。他比我年長大約15歲，無論鏡頭前或鏡頭後，都是彬彬有禮的紳士。

但想要盡可能找到癌症，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即使是PSA指數介於2和3的男性中，也檢測得出癌細胞，而令人吃驚的是，指數介於1和2的組別同樣如此，就連在指數小於1的男性中，也有9％的人在切片檢查後發現攝護腺癌。

別問我該數值從何而來，單純是武斷的決定。我認為，我們得把利弊得失告知所有男性，讓他們自己做決定。

這個舉動告訴了我兩件事：第一、優秀的記者即使對議題有特定看法，依然可能平衡報導。當然，這樣太過瘋狂，形同於承擔所有的手術併發症，恐會造成數百萬名男性受害甚至死亡，而一切只是為了尋找攝護腺癌。